重看。大全景、自然光、冷色調的光影造型仿佛在看盧貝茨基掌鏡的電影。通過固定鏡頭展現房間內外的空間縱深與色彩變化，又通過紀實手法的現實場景捕捉將樸素的人物狀態與寫意的空間環境捏合在一起。可以說本片甚至無關於情節，隻關乎情境，因為“當空間被廣泛描述時，時間次序的中斷便不可避免”。在這種超驗性的漸進過程中，它將死亡上升到一種宗教性的崇拜，或是一種對神秘主義的敬畏。家庭的反複重構也終於跳脫出世俗倫理，變為類細胞生成的自然規律。在我看來，它和侯孝賢的大部分作品都共享一個母題—溝通。當空鏡頭被賦人格時，侯孝賢在拍土地與人的對話，是枝裕和在講生者與逝者的羈絆。